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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社中國經濟周刊官方網站  中央新聞網站  互聯網新聞信息稿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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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戰史鑒(下):金融安全從哪里來?

                      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隨敵手所希望的時間、空間和方式,而是以我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保障。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吸血成性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資本布設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從產業資本主導轉向金融資本主導的時代。這時再看世界,商品市場衍生出的期貨市場,實際已經變成金融市場的組成部分;流動性差的產業資本通過證券化,對應了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及其衍生品市場,從而也構成金融市場的組成部分;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對產業資本的保護,于是商品市場的價格變動、產業資本創造的財富,都裝上了金融管道,變成任由金融操控獲利的捕獵場。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來到中國上海。他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時稱:今天這樣一場超級泡沫危機,實際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在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主導下,全球的人們開始大量使用信貸,從而使泡沫膨脹。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都認為,市場泡沫會自動修正。但不幸的是,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錯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場調整,只是讓金融產業在美國和英國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英美的金融市場價值已經超過了兩國總產值。

                      索羅斯說得沒錯,但他只看到“市場原教旨主義”給發達國家帶來的痛苦,卻沒有承認里根、撒切爾夫人和他本人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是深重而頻繁的災難。

                      馬島戰爭背后的金融深意

                      1982年4月3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決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軍少將為司令的特混艦隊,去收復剛剛被阿根廷占領的英屬殖民地馬爾維納斯群島。于是,包括“赫爾墨斯”號航母和“謝菲爾德”號驅逐艦在內的118艘艦船、270架各色飛機、9000人海軍陸戰隊浩浩蕩蕩地撲向美洲大陸最南端、距英國13000公里的海島群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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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4月,阿根廷出版的報紙封面上,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肖像圖片被加上夸張的尖牙,使她看起來像吸血鬼。

                      為什么英國如此勞師動眾地對一群小島大動干戈?這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殖民地獨立與反獨立的戰爭嗎?

                      實際上,1980年前后美英實施“金融休克療法”,也導致拉美發展中國家經濟受到了巨大沖擊。19世紀末20世紀初,阿根廷這個物產極為豐富的國家,曾是世界的糧倉和肉庫,國民收入堪比美國,社會福利堪比歐洲。但高福利導致阿根廷低儲蓄、高消費的生活習慣,而國內商品生產嚴重依靠外商投資。1981年,阿根廷外債數額位列世界第三,高達340億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債負擔日甚一日。

                      怎么辦?發行貨幣讓比索貶值,刺激出口,換匯償債。但發達國家因經濟衰退、失業嚴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價商品,他們也根本無力消費。結果是阿根廷發生嚴重通脹。那時,阿根廷通脹率高至230%,工人實際收入僅相當于1970年的50%,全國勞動人口失業率更高達30%以上。于是,阿根廷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貨幣貶值政策并未帶來出口增加,更未獲得足夠的外匯收入;另一方面,貶值造成國內企業外債還債成本增加,負擔越來越重。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復馬島的前兩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并快速向全國傳染。民眾指責加爾鐵里軍人政府把阿根廷經濟帶入泥潭。怎么辦?以軍事手段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轉移國內矛盾。加爾鐵里成功了,1982年4月2日,馬島收復的消息傳到國內,阿根廷舉國歡慶,還是五月廣場,還是大規模游行,但這次卻是支持政府的行動。阿根廷全國12個政黨和總工會一改前嫌,誓言要團結在政府周圍。

                      阿根廷的行動深深地刺激了英國人的神經,因為英國十分清楚,也十分擔心,如果阿根廷軍以收復馬島嚇住英國人,那下一步會不會拒絕償還外債?如果阿根廷拒絕還債,外債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國家會不會揭竿效仿?難怪后來有學者分析,英國回擊馬島的真正用意,無非是希望徹底鏟除發展中國家拒還外債的念頭。歷史證明,正是從那時起,拉美各國外債危機每隔幾年就會爆發一次,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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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5月12日,英國南安普敦,3500名英國士兵攜帶武器和裝備登上豪華郵輪伊麗莎白二世號,準備前往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颂m群島)參加作戰。

                      倒霉的墨西哥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腦聚集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參加聯合國大會。不過,這次會議的焦點卻集中到了墨西哥總統洛佩斯·波蒂略身上。為什么?因為墨西哥正在被外債危機所困。

                      波蒂略在聯大的發言中稱,導致這場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不是發展中國家希望富強的努力,而是倫敦和紐約的政策,制造了令人無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價格的暴漲暴跌。他認為這樣的做法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果受到威脅,切斷了他們走向進步的可能。

                      波蒂略警告說,如果能使債務雙方共同受益的解決方案受阻,不排除發展中國家將單方面停止償債的努力。他說:“停止償債對誰都不好,誰都不想這樣做,但如果發生此狀,責任不在債務人?,F實催生一致立場,我們沒必要去搞陰謀詭計。”

                      波蒂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當選墨西哥總統,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經濟振興,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5年間,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8.5%。如今,波蒂略總統任期還剩不到兩個月,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經濟成就,都將在這場債務危機中毀于一旦,這當然會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資源十分豐富,兩次石油危機中油價大漲,這讓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開采和出口而推高國內經濟的機會。但錢從哪兒來?這時的波蒂略接受了經濟全球化、市場自由化、權益私有化、金融證券化主張,他相信,依仗墨西哥的比較優勢,按照這些路徑,墨西哥應當比亞洲接受了同樣路徑的國家更富有。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開國門,歡迎歐美資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業。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筆的歐美資本流入讓墨西哥石油行業投資急速增長,國家經濟也隨之繁盛一時。但好景不長,1980年初,美元市場利率上升到20%,國際油價開始因經濟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預期而停止上漲,甚至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跌。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債利息大升,還債成本暴漲。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債累計已達820億美元。

                      好在“兩伊戰爭”還在持續,被戰爭挺高的油價回落速度還算溫和,墨西哥還可勉力支撐,但1981年下半年情況急轉直下。這年秋天,美國一家著名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咨詢顧問威廉·柯比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稱:在墨西哥的投資將遭受墨西哥比索大幅貶值的沖擊,所以他正在勸告客戶,在墨西哥政府換屆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該國的投資。

                      柯比的這篇專訪被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美國媒體大規模轉載。

                      柯比的文章同樣受到墨西哥媒體的關注,甚至一字不漏地轉載這些文章,正是從那時起,資本開始大規模逃離墨西哥。波蒂略總統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發表全國廣播演說:“隱藏的外國利益,正在通過恐懼的謠言和資本外流迫使比索貶值,動搖墨西哥經濟。”他告訴墨西哥公眾,目前墨西哥的資本外逃總量已達760億美元。

                      波蒂略試圖通過資本管制遏制資本外逃,但他根本無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國際、國內壓力。波蒂略屈服了,他允許比索一次性貶值了30%。比索貶值加大了企業的外債負擔,當年依靠外債發展起來的墨西哥財團紛紛倒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爾法集團,它是墨西哥私營工業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比索貶值的沖擊下,一夜之間就破產了。墨西哥經濟從此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復元氣。

                      還不完的高利貸

                      對拉美國家而言,與外債比肩的沉重負擔還有高昂的利息。1980年,當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時候,倫敦城和華爾街的金融機構不僅要求拉美國家按“市場利率”借取新債,同時還迫使它們按現實的“市場利率”償還舊債。正是這樣的苛刻條件,一舉將拉美逼向絕境。

                      實際上,1982年8月墨西哥已經無力償債,聯合國大會之所以演變成“角斗場”,實際就是發達債權國和拉美債務國之間的激烈角逐。波蒂略公開表示:“墨西哥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還款期限。我們發展中國家不想成為附庸,不能因為還債而讓我們的經濟陷入癱瘓,或者讓我們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災難。更何況,這些債務利息已是原來的3倍。而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強加給我們的,所以這根本就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為戰勝饑餓、疾病、無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這場國際危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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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國家對高息外債的態度,強烈地刺激著倫敦和華爾街。他們必須強迫拉美國家服從并接受金融巨頭們的償債安排。正因如此,后人才會懷疑,英國人花費巨大代價攻打馬爾維納斯群島,不過是“敲山震虎”而已。這向拉美國家發出強烈信號——英國有足夠的實力維護英國利益完整。原本,波蒂略希望拉美國家組成“聯合體”,一起和債權國討價還價尋求解決方案,但馬島戰爭后,這個愿望擱淺了。

                      同樣是1982年10月1日,債權債務雙方攤牌了。美國人為拉美債務危機開出了怎樣的藥方?實際上,早在1982年8月,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美國銀行和IMF已經為拉美債務國準備了四味苦藥:第一,拉美國家政府出面接管國內私人債務,美其名曰是為了防止企業破產給國家經濟造成損失,但實際是債務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減政府預算,取消政府對國民的食品和生活補貼,節省財力償還外債;第三,讓貨幣貶值,以增加出口,賺取外匯還債;第四,由IMF出面對拉美債務國進行債務重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單的國家都被按著喝下了這杯苦藥。為了還債,拉美債務國節衣縮食,幾乎所有社會福利蕩然無存,墨西哥因進口藥品嚴重短缺,嬰兒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問題是這樣能還清債務嗎?瑞士再保險公司的資料顯示,1982年發展中國家開始還債時,債務總額8390億美元,但到1987年,這個債務數額變成了1.3萬億美元。

                      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IMF所謂的債務重組,不過是把債期拉長,并把所欠利息變成債務本金,然后一并放在未來償還,所需支付的利率和過去一樣高。按照中國人的常識,這是典型的“利滾利的高利貸”?世界銀行曾對109個債務國的還債情況做過一個統計:1980年到1986年間,它們一共還債6580億美元,可債務卻從4300億美元增加到8820億美元;所還6580億美元的債務中,僅利息就占了將近一半,即3260美元。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越還越多,是否因為它們大量借入新債?秘魯前能源部長彼德·帕布羅·庫克金斯基拆穿了實質:“1976年到1981年,拉美國家名義上獲得了2700億美元的外債借款,但實際上,這些資金只有8.4%被用于拉美國家的生產性投資,而其他作為舊債利息,從未離開過紐約或倫敦的銀行,而拉美國家所欠債務,只是在銀行的賬簿上被改動了一下數據而已。”

                      金融通吃

                      實際上,拉美國家和非洲一些獨立后的殖民地國家最早接受并踐行了經濟全球化、市場自由化、權益私有化、金融證券化,但幾乎全軍覆沒。非洲擺脫殖民統治之后,發展國家經濟成為第一要務,于是也希望通過借入歐美資本發展自己,但在20世紀80年代同樣陷入債務危機,掉進越還越多的債務陷阱。時至今日,這些債務還被經常提起。典型的例證就是聯合國大會上經常出現“減免非洲國家債務”的議案,40年來從未間斷過。

                      拉美和非洲國家的痛苦,給歐美金融巨頭們創造了豐厚收益,他們為債務纏身之國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國家財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資源,其控制權一點點通過“債轉股”轉移到了歐洲銀行手中,然后再被轉賣給歐美石油財團。據丹麥經濟學家漢斯·拉斯姆森估計,20世紀80年代,所有發展中國家僅僅流入美國的現金就有4000億美元。那時,美國GDP不過2.7萬億美元而已。這些資金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強勁的支持。

                      發展中國家“債務重組”之后,欠債爆炸式增長,對于歐美金融巨頭而言,這筆巨額債權為之帶來了高額而穩定的收益,哪怕是發達國家降息之后。更何況,發展中國家的私人債務已經變成了國家債務,加之歐美政府和IMF提供的安全保障,歐美金融機構根本無須對這筆債務進行不良撥備,直接就把賬面收益全部計入利潤。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這筆債務帶給歐美金融機構近10年的高收益期?;ㄆ煦y行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給股東“超級分紅”,并聲稱:這是它們“歷史最高贏利”。

                      同樣為歐美金融機構帶來巨額收益的還有美國國債。且不說發行傭金,僅美國財政所支付的利息就從1980年的520億美元增長到1986年的1420億美元。這個數字占到美國政府財政收入的20%。也正因美國政府大規模舉債,20世紀80年代中間的5年,美國債務總額超過了債權總額,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凈債務國。

                      反觀墨西哥。1982年到1989年,比索與美元匯率從12∶1貶值到2300∶1;這時,石油價格已經降至10美元/桶。墨西哥也回到了從前,資源換取外匯收益,發展國家經濟的夢徹底碎了。不僅掉入深深的債務陷阱,人民生活陷入了貧困,而且未來油價上漲的收益也沒墨西哥什么事兒了,因為國家原油產業已經變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放虎出籠

                      1986年10月,里根政府力推的《甘恩-圣哲曼法案》獲得了美國國會的通過,意味著美國金融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放任自由、無拘無束的金融自由化的新時代。幾乎同時,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引燃“金融大爆炸”的導火線。她宣布即日起,讓自由競爭成為提高金融效率的催化劑。

                      對于這場“金融大爆炸”,歷史褒貶不一。褒者認為,“金融大爆炸”使得金融機構進一步整合,金融效率大幅提高;貶者認為,“金融大爆炸”表面是讓金融的競爭更充分,而實際是弱肉強食的自由環境帶來更加充分的金融壟斷,實體經濟的金融成本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稱,美國用《甘恩-圣杰曼法案》取代“新政時期”的銀行業監管,以及英國的“金融大爆炸”,使得兩國家庭負債呈現爆炸式增長,兩國的金融體系變得越來越糟糕。

                      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專家、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表面看,這次會議討論的是拉美國家如何通過改革破解外債壓力的問題,但實際成果卻是:經濟全球化、市場自由化、權益私有化、金融證券化被固化為發達國家規定的、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從的改革道路。會間,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約翰·威廉姆森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應當遵從的10條改革措施,并聲稱與會者已就此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但就是這個“一定程度上的共識”最終演變為《華盛頓共識》——第一,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第二,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第三,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第四,實施利率市場化;第五,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第六,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第七,放松對外資的限制;第八,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第九,放松政府的管制;第十,保護私人財產權。

                      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稱:“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加以實施。”

                      1990年9月11日,接替里根當選美國總統的喬治·布什在一次演說中提出:世界新秩序。他說:在這個多事之秋,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這個世界將誕生一個新的秩序。

                      這個新秩序是什么?如果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那世界必將變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化世界。在此背景下,無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還是東歐國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外國資本。希望借此實現國家經濟的快速騰飛。對金融資本而言,這是個歷史性的機會,“金融大爆炸”充分放開了金融巨頭的手腳,《華盛頓共識》給了發展中國家規定動作,這時的金融巨頭完全可以無拘無束地將“金融抽血機”遍布全球。歷史證明:想要資本嗎?可以,但代價可能是傾家蕩產。

                      日本的經濟潰敗

                      從1980年到1990年,那是世界經濟異常動蕩的10年。這期間,有美元利率的大起大落,有石油價格的上躥下跳,有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有債務規模的急劇膨脹,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悄然崛起,有拉美國家經濟的高臺跳水,有歐美制造業的快速遷徙,等等。這其中,一個絕不可忽視的重大金融事件,就是日本經濟的“翻轉過山車”。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那為什么還要討論匯率問題?利益、利益、利益。1982年美聯儲結束“金融休克療法”開始減息刺激經濟,希望通過減息讓美元貶值,刺激美國商品出口,減少貿易逆差。但是,美國的刺激政策并未達成預期,反而導致大量資本流入樓市和股市,而不斷吹脹的資產價格更多吸引著國際游資流入美國,美元幣值因此而堅挺故我。

                      怎么辦?美國不認為實體經濟疲弱、出口萎縮是自己多年來驅逐國內傳統制造業的必然后果,反而一口咬定這是國際匯率出了問題,是日本和德國政府干預匯市,過度壓低本幣估值所致。于是,美國鼓動英法一起逼迫日本、德國改革金融體制,開放金融市場,并使日元和馬克升值。這正是“廣場會議”所要達成的目標,而著名的“廣場協議”也是在此背景下達成的。

                      在美國政府的強硬干預下,美元兌日元大幅貶值。1985年9月前,美元兌日元匯率一直維系在1∶250附近;但“廣場協議”簽訂后不到3個月,日元快速升值25%到1∶200附近。這實際已經超出20%——日本在“廣場協議”中所承諾的底線。但日元并未停止升值,到1987年,日元升值到1∶120。

                      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真能解決日美貿易失衡的問題?二戰失敗讓日本失去話語權,對美國馬首是瞻。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冷戰卻為日本提供了機會——用政治上對華盛頓的亦步亦趨,換取經濟發展的騰挪空間。首先是利用強大而傳統的政府控制力,從美國購買技術,然后利用優質的加工能力,把技術轉化為獨到而小巧的商品,再把這些商品賣向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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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特殊經濟模式,被西方經濟學界統稱為“亞洲經濟模式”,日本以此實現了20年經濟高速增長,而且把一個個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拋在了身后,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本一直享用著令人羨慕的貿易順差,以致20世紀80年代日本一舉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所以,“廣場會議”后,美國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時,也在要求日本大量購買美國商品和資產。

                      問題是,美國真有什么可供日本購買的商品嗎?沒有。因為美國希望日本購買的商品,日本大都可以自己生產。所以,一方面是日元大幅升值抑制日本商品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國舞動著貿易大棒,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羅列大量日本所謂“敵對”貿易活動,并借此向日本要價。這使日本經濟賴以增長的動力失速。

                      怎么辦?1986年初,一個被稱作“雁型戰略”的對應方案被日本付諸行動。所謂“雁型戰略”大體分三部分:第一,通過投資向東亞、東南亞等國轉移落后產業,并借以強化國際聲望,成為亞洲經濟圈的“領頭雁”;第二,借助日元升值優勢,到歐美去直接投資,繞開歐美貿易壁壘;第三,國內的產業升級。

                      作為“雁型戰略”的產物:日本廠商將排量3.0以下的轎車生產轉移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國等地,而本土生產凌志400型等高級轎車;那時,法國的每場藝術品拍賣會都少不了日本人的慷慨,他們甚至買下歐洲城堡,原封不動地運回日本;豐田公司把汽車生產線搬到美國,繞過貿易壁壘,直面底特律競爭;索尼公司購買好萊塢的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試圖借此讓日本文化打入美國市場。最著名是三菱地產以13億美元買下洛克菲勒大廈,這讓美國人驚呼:日本要收購美國。

                      日本膨脹了,金錢撐起了底氣,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與日本著名的鷹派議員石田慎太郎在1987年合著《日本可以說不》,這本不過百頁的小書,體現了日本試圖與美國分庭抗禮,拋掉戰敗國帽子的強烈愿望。真能如此?正當低端制造業已經轉移但產業升級尚未完成——青黃不接之際,日本的經濟泡沫崩了。

                      許多人把目光盯住“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但殊不知,美國同時向日本提出的要求還有:取消一切金融管制,徹底實現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以放開10億日元大額存款利率為起點,日本走上了開放金融市場、取消金融管制的道路。

                      從此,日本的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業資本大量對外輸出;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招致國際金融熱錢蜂擁而至,惡炒日本樓市股市。1985年到1989年,日經指數從8000點附近漲到40000點;日本樓市更離譜,1989年僅日本東京商務圈的地價總值居然可以和整個美國的地價總值畫上等號。日本政府也意識到,過去4年日本經濟的泡沫化已經無以復加,必須采取措施使之慢慢回歸正常,但此時此刻的日本已經沒有“糾錯”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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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當其意識到日本政府要緊縮貨幣時,立即發布投資研究報告:對亞洲投資偏好的投資者而言,日本已不是理想的投資場所,而更能帶來高收益的地方應是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四國當年號稱“亞洲四小虎”。大摩言論一出,立即在全球炸響,日本經濟泡沫一夜破滅。從此開啟“失去20年”模式。

                      后人總結認為,股價樓價上漲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在實體經濟趨弱的背景下,股價樓價上漲與實體經濟財富創造能力脫節。日本的經歷告訴我們:金融開放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金融開放脫離實體經濟服務,超出國家經濟承受能力。日本恰恰從這兩面為國際金融狙擊提供絕佳機會。

                      沖垮亞洲

                      日本垮了。所幸的是,日本有著足夠的外匯儲備,加上政府及時相助,使得樓市股市暴跌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金融機構破產倒閉。但是,企業損失慘重。1993年,洛克菲勒大廈被折價還給了美國人,索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累計虧損已達33億美元。更嚴重的是,亞洲國家來自日本的投資大幅萎縮,失去了必要的日元貸款。有學者認為,日本泡沫破滅,為亞洲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沿著國際金融巨頭的指引,從日本流出的熱錢涌向東盟。盡管東盟各國此時的日子并不好過,但東亞經濟奇跡的喧囂依然如故。1993年,美國作為東道主,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上提出,在APEC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之后,召開一次首腦會議,并為其定名為“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歷史上第一次聚到了一起,身著便裝彼此輕松溝通。正是這次會議上,美國人向東盟國家提出了“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開放金融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要求,還告訴東盟國家,繼續從前的高速發展就必須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華盛頓共識”給出的10個條款。

                      美國給出的“藥方”東盟情愿接受?不。東盟、韓國與美國發生了激烈爭論。但東盟手里有什么討價還價的籌碼嗎?冷戰期間,為謀求亞洲盟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協助,美國一直單方面向東盟敞開著貿易大門,這使東盟依托出口加工貿易獲得了經濟快速增長。時過境遷,冷戰結束了,美國昔日的這些政治盟友還有什么意義?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價值就是謀取經濟利益。對東盟來說,冷戰結束后,他們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國,但日本垮了,原來的期許已經失去了根基。

                      這個時候,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東盟經濟,開始受到美國“貿易大棒”的敲打,他們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于是,東盟的大門被撞開了,基本全盤接受了《華盛頓共識》的條款。

                      1997年7月2日,在國際資本長達3個月的連續攻擊下,泰國政府舉起了白旗。剛剛接任泰國財長12天的塔農宣布泰銖放棄固定匯率。一夜間,泰國國民手中的貨幣丟失了20%的國際購買力。

                      緊接著,菲律賓比索、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放棄出口導向型經濟賴以平穩生存的固定匯率制。歷時僅僅38天,“亞洲四小虎”變成“亞洲四病貓”,其貨幣踏上了大幅貶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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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泰國曼谷一家商店為刺激經濟危機后失去消費能力的顧客,掛出了半價優惠。

                      洞開國門的亞洲,讓國際金融熱錢痛痛快快地享用了“東亞奇跡”。東盟國家又在什么問題上給了索羅斯等金融大鱷以可乘之機?20世紀90年代中期,泰國的時髦青年發明了“燒錢”一詞,但他們的“燒錢”非指投資,而是針對進口奢侈品消費。盡管,消費增長改變了泰國GDP結構,但大量奢侈品進口加上出口減少,這使泰國出現了貿易逆差。怎么辦?西方經濟學家告訴泰國,只要加大資本項目開放,放松金融管制,就會有大量外國資本流入,就可以用資本項目收入彌補貿易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

                      被歐美留學回國人員充斥的泰國政府照方抓藥。不斷加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不僅民間企業、銀行大量借入外債完全沒有障礙,甚至政府都說不清泰國民間到底欠了多少外債。更糟糕的是,為資本自由流動免遭匯率風險,泰國政府一直保持固定匯率制度。

                      外資流入確實彌補了貿易逆差,確實平衡了國際收支。但這些外國資本并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通過泰國人的手流入了股市樓市。隨后,泰國經濟泡沫被吹脹,泰國人錢包也被吹脹,奢侈消費欲望越發強烈,貿易逆差越發嚴重,外債數量越來越多。如此惡性循環至1997年,泰國經濟走到了懸崖的邊緣。

                      隨著互聯網經濟熱潮漸入佳境,美聯儲試圖加息抑制新經濟過熱,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熱錢”已經產生回流美國的沖動,這為索羅斯們提供了絕佳的進攻時機。他看中的是,按25泰銖兌換1美元固定匯率,泰國貨幣已被嚴重高估了。此時,國際輿論逆轉,原來的“亞洲經濟奇跡”,現在變成“亞洲沒有奇跡”。于是,“熱錢”加速外逃,東盟各國外匯儲備被洗劫一空,國家面臨還不起外債而破產的命運,紛紛放棄固定匯率制,任由本幣大幅貶值,任由金融巨頭大快朵頤。東盟數十年積累的財富一夜灰飛煙滅,終點回到起點。

                      IMF是在幫誰?

                      亞洲金融危機中,世界上最忙的人莫過于IMF總裁康德蘇。面對此起彼伏的求援,他奔忙在援助國和受災國之間,左手拿著急需援助資金,右手則拿著厚厚一摞“受援國必須接受的條款”。條款大致包括五個方面:其一,受援國必須咬緊牙關緊縮貨幣,同時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預算,加大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其二,強行關閉問題金融機構,迅速核銷壞賬,清理不良債務;其三,受援國必須進一步開放,使商品進出和金融交易更加自由;其四,受災國必須放寬外商投資限制,允許外資對金融機構的投資占股比例增至51%以上;其五,受災國政府必須將各項條款的執行情況,置于IMF的監控之下。

                      1997年12月3日,韓國成為這場危機中最后一個倒下的國家。即將卸任總統的金泳三與3位總統候選人,以及國會議長,在IMF提出的條款上集體畫押。金大中當選總統后,將12月3日定名為“國恥日”。

                      在IMF的監督下,韓國制定了《外國人投資促進法》。該法規定韓國徹底放開金融投資限制。從那時起,外資開始在韓國低價抄底,其股份占比在韓國金融資本中的占比開始大幅攀升,1998年占比僅為6%,但到2004年,占比達到33.7%。尤其是韓國排名前5位的銀行,全部變成了外資絕對控股的銀行,外資持股比例高達60%以上。

                      問題來了。第一,韓國貨幣政策效率大大降低,當韓國需要降息、放寬貨幣之時,外資會將韓國存款輸往境外套取利差,大大降低了貨幣寬松的效能,反之亦然;第二,銀行被外資控制后,韓國企業完全暴露在境外敵意收購者的威脅之下,而這樣的敵意收購事件在韓國的確頻頻發生。近年來,為國家經濟安全,韓國人希望花費極高的代價回購那些具有戰略價值的企業,但幾乎沒有可能。

                      ……

                      韓國發生的事代表了整個亞洲的現實狀況,那個當年被世界銀行、IMF以及眾多西方學者高調宣揚的“亞洲經濟奇跡”,從此銷聲匿跡,甚至被西方一些經濟學教科書定位為反面教材。不過,就算是反面教材,也悄然記述著那些金融受災國的恥辱,見證著國際金融資本掠奪國家財富的高超技法。

                      研究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掠奪在不同時代顯示出不同特征,既有個性又有共性。從個性角度看:在殖民主義時代,列強明火執仗,金融是戰爭、海盜行為的支持者,也是掠奪利益的分享者;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為追求貿易帶來的超額利潤,貨幣、金融是輸出商品的工具,列強之間的貨幣地位、金融地位爭奪,也是為了獲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追求貿易利益轉變為追求“超額鑄幣稅”利益,強權貨幣利用絕對優勢地位,不僅從占有他國資源、商品、勞動中獲利,同時還在左右全球金融價格的漲跌中獲利,更從動輒就擊垮一個國家經濟的過程中獲利。

                      從共性角度看:為追逐暴利,貪婪、無恥,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無論哪個時代,從未發生過任何改變。

                      金融安全從哪里來?

                      2008年,美國爆發史所罕見的金融危機。關于這場危機發生、發展過程的報道已經汗牛充棟于各類媒體。但迄今為止,對一個重要問題似乎并未給出明確判斷——這場金融危機到底是什么性質?幾乎所有專家學者都把它定位于次貸危機或房地產泡沫危機。這個判斷對嗎?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為這場危機確實是因為房價大起大落,導致“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流動性斷裂所致;說不對,是因為就事論事的表面化定性顯得過于粗淺。

                      2008年11月,《中國經濟周刊》曾發文提問“美國會破產嗎”。這其中,我們提出的明確判斷認為:這是美元的危機,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通過債務經濟循環模式或稱“石油美元再循環”重新獲得美元霸權之后發生的,也是必然會發生的又一次美元危機。14年過去了,我們依然堅持這樣的判斷,而更加清晰的是,我們已經可以看清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變局中,一個無法避免的主題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逐步建立起的美元霸權正在走向沒落。

                      歷史證明,新舊兩個時代的交匯點上,斗爭無可避免。近年來,美國在國際上制造各種亂象,背后無非是以霸權的手段捍衛美國和美元的霸權利益。這樣的霸道反映到金融上,其實就是一場“超級金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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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5日,美國華盛頓,暴風雨后的美國國會大廈。

                      歷史性的崩潰

                      千禧之年,互聯網產業“丑鴨變天鵝”,但不久,互聯網泡沫時期揮霍掉資本的泡沫也破滅了。號稱“全球央行行長”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出面收拾殘局。他有什么好辦法?兩個字:降息。但是,不斷降息會不會引發新的泡沫?2004年,當有人就此質問格林斯潘時,他一改往日晦澀風格而明確地表示,目前情況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降低利率,為維持美國的債務經濟,我們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林斯潘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ヂ摼W泡沫破滅之時,美國實體經濟在GDP中的占比不過18%,其中還有1/3屬于軍事工業。作為一個“經濟空殼化”的國家,還能指望實體經濟去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格林斯潘只能靠國家信用、企業信用和消費信用持續不斷地擴張,并形成新的泡沫,去維系全球資本持續不斷地流向美國,去維系美國國際收支的平衡,去維系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美國“新泡沫”是什么?絕大多數人認為,那是“次級貸款支撐下的房地產泡沫”。這個判斷當然正確,但這次危機,絕非一般性的房地產泡沫危機,它所捅破的是一連串泡沫:美國財政赤字多年積累所構成的“財政赤字泡沫”“貿易逆差泡沫”“評級造假泡沫”“消費過度泡沫”,以及1美元GDP增長需要增加5美元借債的“債務泡沫”等,把它們加總在一起,實際是世界對美國的“信任泡沫”——美元泡沫。

                      問題是,遍布世界每個角落的“金融抽血機”,勢必讓美國危機變成全球危機。事實證明,世界各國政府都在為這場危機買單,而各國投入的財力之和遠超美國;事實證明,大量購買“次貸抵押債券”的非金融機構,可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受騙者,逃不過破產或被政府接管的命運;事實證明,冰島破產了,越南、印度、韓國等許多國家也被拖到破產邊緣。

                      危機爆發后,格林斯潘因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而遭痛罵。但殊不知,21世紀美國經濟的走向,哪是格林斯潘可以單獨決定的事情。為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先看“M2=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這個公式,然后看數據:2007年底,美聯儲投放基礎貨幣不過9000億美元,但貨幣乘數將近10倍——世界之最、歷史之最。由此可見:第一,美元貨幣更多由美國金融機構通過信用擴張而被生產出來;第二,美聯儲只是控制貨幣的一個因素,其能力受限于華爾街信用擴張或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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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真正反映美國貨幣流動性的數據不是M2,而是M3——將短期金融信用納入貨幣范疇之后的數據。大量金融衍生品屬于M3范疇,而資料顯示,2007年底,僅記錄在案的金融衍生品,其票面價值就高達170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在2000年僅為40萬億美元。什么意思?僅金融衍生商品市場一項,其市值與9000億美元基礎貨幣之間就形成了180倍杠桿。這個杠桿,格林斯潘控制得了嗎?

                      歷史地看,高杠桿的根源在格林斯潘的老師、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里根+撒切爾+沃爾克”推行金融自由化,大大提升了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貨幣創造力。正如沃爾克為央行實行“單一利率調節”所作的解釋:美聯儲根本無法準確而及時地獲知全社會的貨幣供應量(M3),以致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企圖根本無法實施。所以,應當放棄貨幣供應量控制而轉向利率調控。所謂利率調節,實際是利用利率升降去影響貨幣乘數,干預商業金融信用的規模,從而間接調控貨幣總量。

                      正因如此,市場責怪格林斯潘以低息刺激信用膨脹也不為過。格林斯潘也承認:“我根本沒想到會有這么嚴重。”可偏偏就是這么嚴重,“次按危機”引爆的不只是金融衍生品泡沫,同時引爆一系列泡沫,并直指美元信用泡沫。更嚴重的是,世界開始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而這部被世界奉行40年的“經濟圣經”,它所構建的經濟運行體系,同時也是協助美元霸權劫掠世界的工具。日本、韓國、亞洲、南美等都曾因遵從這套理論而掉進金融陷阱,現在輪到美國自己了。所以,否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實際是否定“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等于在刨美元霸權的根基。

                      2009年,去除美元霸權、再造國際貨幣體系以及超主權貨幣的討論變成了G20倫敦峰會的重要話題。也正是從那時起,各國儲備貨幣中提高了黃金權重,德國、法國更從英美金庫中運回自己存放的黃金,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和非OPEC國家紛紛放寬石油結算貨幣……如此“去美元化”的行動,會否導致美元霸權的歷史性崩塌?

                      超級金融戰

                      “一個國家的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產性’,歷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這就使得霸權國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中,寫下了這段意味深長的話。

                      這恰恰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現實,但美國會甘心如此宿命?站在歷史角度看,俄烏沖突絕非偶然。它不僅是2008年后北約加速東擴,綁架歐洲加碼制裁俄羅斯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美國為維護美元霸權的“極端之舉”,其根本目的在于逼俄反擊,攪亂歐洲,打壓歐元,重塑美元資產作為全球最安全資產的地位,并迫使全球資本更多流向美國。

                      這樣的招數并不新鮮。歐元誕生后不久,美國挑起科索沃戰爭,造成資本逃離歐洲,并使歐元國際購買力驟降;撕毀伊核協議,讓歐洲得不到足夠的能源,弱化其經濟實力和歐元地位。當然,還有阻止“北溪2”項目,其目標都是壓制歐元保美元。美元指數構成告訴我們:如果占比57.6%的歐元被世界看好,那美元可能不斷貶值,世界對美元的信心可能不斷惡化,這當然是對美元霸權的挑戰。怎么辦?拼了,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金融戰。

                      認清美元霸權背后支柱,是破除美元霸權的關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軍事霸權、金融霸權、理論霸權、輿論霸權——四大霸權支撐美元霸權,但現在看,似乎還該加上“科技霸權”。

                      軍事霸權:武力威懾脫離美國軌道的國家,維護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定價結算的地位,為金融霸權開路。金融霸權:通過大宗商品期貨定價權,將災難引向實體經濟為本的發展中國家,從而掠奪全球資本和財富。輿論霸權:英美利益集團操控西方媒體,依仗巨大的資本實力選擇性發聲,使其他國家的輿論力量大打折扣。理論霸權:為世界“洗腦”,讓輿論霸權更具效力,讓發展中國家跟隨金融帝國的邏輯,不知不覺地掉進它們設定的陷阱;科技霸權:基于美元霸權,美國可以通過印鈔去培育和購買全世界的頂級人才,并壟斷關鍵科技優勢,并使之變成制約他國經濟強盛的武器。

                      在這樣的情況下,金融安全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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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摒棄“新自由主義宗教”

                      歷史證明,無論金融戰還是軍事戰,任何一次大規模的行動,都離不開輿論先導。尤其是金融戰,經濟輿論決定市場預期,市場預期決定資金流向,資金流動決定經濟健康——這一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凸顯輿論了重要性。為什么西方輿論會如此靈光?因為,部分被“洗過腦”的專家、學者,甚至官員與民眾,都會認為“人家說得對”,并跟隨輿論的指揮棒,掉進人家設定的陷阱。

                      比如,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把消費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貨幣投放過多,而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金融資本、美元升貶決定資源期貨價格走勢的背景下,CPI上漲往往屬于輸入性物價上漲。所以,貨幣投放往往是被動跟隨價格,原材料購進價格越高,企業所需貸款數量越多,倒逼貨幣當局不得不去滿足企業貨幣需求。否則,經濟停滯,企業破產,而未來物價會因供給不足而出現更大漲幅。所以,必須認真分析物價上漲的原因,對癥下藥,而不是一味機械教條地通過貨幣手段去控制物價。

                      再比如,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強烈反對“工資和物價循環上漲”,但面對當下可能發生的全球性“滯脹”而言,如果美國允許“工資和物價循環上漲”,那大宗商品價格會不會漲上去就下不來?這個過程中,如果不許“物價和工資循環上漲”,從而導致企業前端成本無法順利向后端消費品轉導,并引發股市下跌,企業求貸無路,大量退出,經濟會否還有美好的明天?相反,美國通過“物價和工資循環上漲”護住消費、投資,實體經濟生存環境改觀,一旦重獲實體經濟新生,美元霸權地位必得鞏固。所以,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千萬不要掉進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的陷阱。

                      當然,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非一無是處,它帶給我們許多重要的認知啟示,但無論如何它只是一種學說,一個學術門派,都必須經受實踐的檢驗。

                      我們認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依據中國的經濟目標與國情特點,探索中國的金融和經濟的規律與邏輯,依此實現中國金融理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才有可能走出中國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加大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

                      按照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中國金融供給結構應逐步轉向“長期金融為主,短期金融為輔;資本金融為主,貨幣金融為輔;股權金融為主,債務金融為輔”。為此,央行應大力調整M2結構,拓展對貨幣職能的認識。

                      必須意識到,單一強調貨幣的交易職能是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的特征之一,其真實用意是將貨幣發行權交予金融資本巨頭,弱化貨幣的主權屬性和政府控制貨幣的權力。但基于金融理論發展,中國需要擴展貨幣認知,更多強調貨幣的主權屬性和資本屬性。這就要求央行通過提高基礎貨幣供給、降低貨幣乘數倍數,調整M2結構。一來,確保廣義貨幣M2的合理增長;二來,推動中國金融長期化、資本化、低成本化;三來,減低商業金融機構通過貸款增加存款——創造貨幣的能力,降低金融運轉速度,降低流動性風險,降低金融成本,使中國金融變得更加穩定。

                      區分外資性質,盡量興利除弊

                      研究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熱錢”大進大出帶給一個國家的危害,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否該因噎廢食?不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科技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第一要務,而且,當代和未來科技所需資本規模之大,史所罕見??萍几偁幨紫仁琴Y本競爭,尤其是股權資本、產業資本的競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全球資本的簇擁。那該如何興利除弊?

                      看清不同資本不同偏好。資本有的偏好債券投資,有的偏好股票投資,有的偏好實業投資,有的偏好種子/天使/VC/PE,有的偏好貨幣套利等。因降息而逃的資本屬于哪類?當然是債務和套利偏好的資本,很多也就是俗稱的“熱錢”。但股權投資偏好資本、實業投資偏好資本,會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環境嗎?顯然不會。所以,我們需要的是股權投資、實業投資偏好的資本,而非“熱錢”。

                      不給金融大鱷攪亂金融市場的工具。歷史地看,國際金融大鱷狙擊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通常需要市場提供足夠高的杠桿、足夠多的金融衍生品。所以,應當依據實體經濟需求去設置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桿倍數。

                      應當始終保持并提升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能力。同時,應當以立法的方式明確告訴世界:對一切“惡意金融攻擊”行為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預權力。2010年,當歐洲央行獲悉金融大鱷預借歐債危機狙擊歐元之時,果斷采取措施,不僅要求金融巨頭每日提交交易報告,甚至臨時拘押了其中的幾位始作俑者。

                      強化輿論導向和預期引導

                      經濟輿論決定市場預期,市場預期決定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決定資本流向,資本流向決定經濟健康——這樣一條規律線、邏輯線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從歷史經驗看,經濟輿論與一國金融安全密切相關。

                      鑒于經濟輿論的專業性,它往往比政治輿論來得更加隱秘、更加復雜,這恐怕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輿論方面往往處于劣勢的關鍵原因。怎么辦?從根上入手,鏟除社會公眾對一些理論問題似是而非的錯誤理解。

                      建立專門研究團隊,組織多方面的經濟專家、新聞人和社會心理學家,研判當下經濟輿論動向,并給出具體分析,給出經濟輿論引導方向的建議,并依托國家主流媒體和重要傳播渠道,借以引導和形成良性預期。

                      防止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過度轉移至境外

                      實際上,全球經濟已經陷入低谷,中低端消費品也是未來國際市場的重要需求。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全世界在危機中失去了奢侈消費能力,大量消費轉向一般消費品,中國生產的一般消費品也成了他們的生活必需品。

                      中國經濟學家樊綱曾經多次提出:沒有落后的產業,只有落后的產能。實際上,除了軍事用途外,一切科技進步最終都要匯聚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文化娛樂等生活層面。所以,政府在鼓勵科技進步的同時,有必要同時關注與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工業領域,激勵這些產業加快擺脫散而小的狀況。尤其在基礎設施大規模延伸向西部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政策引導、通過產業轉移,使之形成幾個大型龍頭企業,形成幾個完整的產業鏈集群,并以科技滲透保持一般消費品“物美價宜”的中國優勢。

                      這方面的典型教訓是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當其消費品生產走向高端時卻發現,盡管高端消費品確有較高附加值,但越是高端消費品,市場容量越小,競爭越劇烈。比如,凌志轎車就遇到歐洲高檔轎車的擠壓,最后高端轎車也無奈走向“相對價廉”的套路。更嚴重的是,高端消費品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國家所必需的經濟規模。歐洲、日本都是例證,當他們失去一般消費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再想恢復,難上加難。

                      事實說明,中國一般性消費品的生產優勢,恰恰是世界離不開中國的關鍵,或許也是中國保證自身金融安全、經濟良性發展的手段。

                      研究應對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的措施

                      歷史地看,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必有華爾街之手。中國是制造大國,是國際原材料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所以,避免,至少弱化金融資本通過大宗商品價格侵蝕中國利益,是當下也是未來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們的總體思路核心在于:充分發揮中國制度優勢,一手保住企業,一手保住消費能力,從而保住中國經濟活力和良性循環。(編者注:2021年5月19日,《中國經濟周刊》發表《看清美國“無懼通脹”背后的企圖——關于破解大宗商品價格困局的12項建議》,具體事項請參閱這篇文章。)

                      還是那句話:在戰略上藐視,在戰術上重視。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隨敵手所希望的時間、空間和方式,而是以我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保障。維護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樣,我們必須會打“迷蹤拳”。所以,我們當前最為重要的任務或許是,看清美元霸權背后的支柱,有針對性地查漏洞、立規矩、補短板、強筋骨、造優勢,在加厚金融防線的前提下,加大開放力度,使中國有機會利用全球股權資本、實業資本加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責編:姚坤

                      (版權屬《中國經濟周刊》雜志社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摘編、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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